合作醫療最初是以農村人民公社及其生產隊集體經濟為主體、農民群眾集資興辦的農村醫療制度,它使農民群眾在醫療保健問題上從“小病抗,大病拖’的惡性循環中掙脫出來,獲得必要的健康保障,對保障農民健康為農民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產生深遠的影響。
 
  徐聞縣合作醫療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開始的,農民在集體扶持下,自愿組織起來實行的集體醫療保健制度,它曾覆蓋了全縣50%以上的農村。這種農民每人每年交納一定“合作醫療”費,看病時只交掛號費或藥費,另由集體資金補助的醫療制度,減輕了農民的醫療費用負擔,減少或緩解了農民群眾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現象的發生。同時,合作醫療又密切黨群眾關系,促進社會穩定,對農村衛生事業的發展,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。
 
  七十年代初,曲界公社首先辦起社辦合作醫療,徐聞縣在該社召開現場會加以推廣。爾后,外羅、附城、水上等公社也辦合作醫療,當年全縣183個生產大隊中,有146個大隊辦起合作醫療站,辦站覆蓋率達80.9%。1970年,原徐聞縣衛生院院長、名醫何保羅先生到附城公社東風大隊插隊勞動時,致力建起東風大隊合作醫療站,培訓赤腳醫生,為當地群眾診病治愈數以千計的病人,還每年為合作醫療站創收3000多元。1978年全縣13個公社188個生產大隊中有175個辦了合作醫療,占大隊總數的93%;參加合作醫療農民260863人,占應參加合作醫療農民76%。社隊聯辦的合作醫療站有8個,參加聯辦的大隊111,占農村生產大隊數59%。
 
  八十年代初,包括徐聞在內的縣區,與公益金相關的事業受到消弱,致使合作醫療大面積滑坡。農民看不起病,吃不起藥的問題重新出現。絕大多數還遠不算富裕的農民,在失去合作醫療保障后,還要承受醫療費用的不斷上升,真可謂身陷雙重困境。徐聞前山農民王某一家10口人,他與老伴分別患有偏癱、慢性支氣管炎等病,參加合作醫療時,鄉醫每天上門為其診治,他組織家中的勞動力搞運輸,掙了幾萬元,日子過得紅火。合作醫療解體后,他和老伴到處求醫看病,欠下近5000元的債務。合作醫療解體后,一些地方假醫假藥、神棍巫婆乘機沉渣泛起,使群眾深受其害。新寮一農婦發生不全流產,子宮大出血。因地處孤島,遠離鎮區又無鄉醫,其家婆只好找來一位巫婆,說她是女鬼附身,折騰一日,使其死于非命。是年,農村諸多醫療事故的出現,均為假醫假藥所致。
 
  合作醫療作為農民的一種須臾不可離的醫療保障制度,要想在最講實際的農民中得到重建、鞏固、發展,這一工作不深入其中而不能體味之艱難。有人擔心,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否能重建合作醫療?記得1992年,徐聞縣海安坑子合作醫療制度重建時,辦醫的模式由單一變為管區、村、個人三者聯辦,9萬元的合作醫療基金中66%來源于管區企業所得及村集體積累,34%則來源于農民自己。合作醫療的管理實行“以支定收,量入為出”的原則,使更多的農民嘗到合作醫療的甜頭。該管區群眾的健康得到保障后,勞力全用在辦磚廠、石場等集體企業,一躍成為當地的富裕管區。用該管區支書的話講:“要不是合作醫療,管區哪有今天?只要能把合作醫療辦下去,大伙都愿意,有了病大伙都幫一幫,就闖過難關了。”
 
  徐聞海安原坑仔合作醫療則實行的是“既保大又保小”的福利風險型,這種形式是當前我國農村合作醫療發展的方向,為湛江市其他地方重建和發展合作醫療制度提供了成功的經驗。
 
  二十一世紀初,由政府組織、引導、支持,農民自愿參加,個人、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,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,在徐聞這塊紅土地上蓬勃興起,曾經作為湛江市新農合試點的徐聞,它為全市提供了一個范本,不僅在縣內受到農民群眾的歡迎,而且在省內得到好評。到目前止,全縣57.33萬農民參加新農合,占農村總人口58.5萬人的98%,縣域住院率達85.5%。在徐聞,隨著醫療衛生服務管理縣鄉一體化改革的不斷深化,廣大群眾在基層可享有縣級醫院的基本醫療服務,其所支付的醫療費用明顯下降,出現“看病花錢越來越少,醫院建在家門口、病痛有人問、冷暖總關情”的良好局面。
 
  合作醫療制度,是一項長期復雜的“民心工程”。合作醫療制度所體現的“互助共濟”原則,對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調整人際關系、穩定農村社會有著巨大的意義。合作醫療的發展和完善,更體現了黨和政府對農民群眾的關懷和愛護。

  作者系徐聞縣作家協會副主席